《肘后备急方》书影
永乐宫壁画《度马庭鸾》（局部）描绘了“狗咬吕洞宾”的故事
帛书《五十二病方》中治疗狂犬病方剂的内容
汉代彩绘陶犬
今年9月28日是第20个世界狂犬病日。众所周知，狂犬病是一种致死率极高的世界性疫病，即使在医疗发达的21世纪，人们面对狂犬病发作，依旧缺乏有效救治手段，只能依靠前期预防。
世界上最早的狂犬病记录，可追溯至公元前2300年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典。在中国，成书于先秦时期的《左传》亦有相关记载。在此后的古籍中，对狂犬病的记录更是屡见不鲜。那么，中国古代先民是如何认识、防治这一人畜共患的疾病的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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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吕后“病犬祸而崩”说起
学界普遍认为，《左传》襄公十七年（前556）“十一月甲午，国人逐瘈狗，瘈狗入于华臣氏，国人从之”的记载，是中国古籍中关于狂犬病的最早记录。“瘈”，亦作“狾”“猘”，意为狂，“瘈狗”即狂犬。从“逐瘈狗”的记录可知，至迟在春秋时期，古人已对狂犬病有了初步认识。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时人对狂犬的恐慌之情。
古人忌惮“瘈狗”，因为它咬人致病，且人一旦感染狂犬病，无论身份贵贱，通常难以存活。西汉初期权倾天下的吕后，其死因便与“犬祸”直接相关。《汉书·五行志》中有详细记载：“高后八年三月，祓霸上，还过枳道，见物如仓狗，橶高后掖，忽而不见。卜之，赵王如意为祟。遂病掖伤而崩。”这一记载源于司马迁《史记·吕太后本纪》，唯《史记》“橶高后掖”作“据（據）高后掖”。或认为“據”为“噱”之讹写，“噱”“橶”均有撕咬之义。东汉王充在《论衡·死伪篇》中对吕后的死因，亦有明确的记载：“吕后出，见苍犬，噬其左腋。怪而卜之，赵王如意为祟，遂病腋伤，不愈而死。”汉人重巫，故将吕后死因与被她害死的赵王如意联系在一起。根据今人研究，吕后真正的死因应为“苍狗”咬伤左腋，诱发狂犬病发作身亡。
这只“苍狗”是否为狂犬？学者注意到，吕后被咬时值农历三月，正是犬类狂躁高发季节。唐代孙思邈《备急千金要方》提到，“凡春末夏初，犬多发狂”。入春后气候转暖，猫狗等动物进入发情期，极易攻击人，民间至今流传“菜花黄，癫狗狂”的谚语。吕后于三月上巳日（三月初四）被“苍狗”咬伤，七月病情急剧恶化，七月辛巳日（七月三十）病逝。病程前后经历一百四十余天，完全符合狂犬病潜伏期与发病周期特点。另外，吕后被咬伤部位为“左腋”，现代医学证实，狂犬造成的“伤口部位越靠近头部及上肢，其发病率越高”。综合来看，咬伤吕后的“苍狗”为狂犬的概率极高。吕后受伤后，本应积极治疗，而囿于重巫观念，只做占卜，未做真正重要的伤口消杀与救治处理，最终酿成悲剧。
“国狗之瘈，无不噬也”：古人对狂犬病的认识
吕后的案例不具有代表性。它并不能说明汉代人完全不了解狂犬病的发病原理和传播规律。早在春秋时期，人们对狂犬病及其传播途径就有着清晰认知。《左传》哀公十二年（前483）有“国狗之瘈，无不噬也”的记载，所谓“国狗”，唐代孔颖达认为是“家狗”。这表明春秋时期，人们已认识到家狗在癫狂后会肆意咬人，传播病毒。这与现代医学认为的狂犬病主要传播途径——由狂犬直接咬伤所致——十分接近。
《汉书·五行志》提到，“旱岁犬多狂死”，包含了汉人对狂犬病毒致命性的认识。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有《五十二病方》，其中有“狂犬啮人方”和“犬噬人方”，反映出时人对普通狗咬人与狂犬咬人的区别有明确认知。两晋时期葛洪在《肘后备急方》中指出：“凡猘犬咬人，七日一发，过三七日不发，则脱也。要过百日，乃为大免耳。”对人感染狂犬病毒的潜伏期有较为科学的认识。“过三七日不发，则脱”与“要过百日，乃为大免”的认识，与今人所了解的狂犬病一般潜伏期为二十至九十天的认知极为接近，尤为难能可贵。
唐代孙思邈不仅指出春末夏初狂犬病多发，还特别提醒世人提高警戒，“小弱持杖以预防之”；如若“防而不免”，需在百日之中用灸来处理伤口，百日内不发作，则脱离危险，否则一旦发病必死。此外，孙思邈还指出，狂犬咬人后“令人狂，精神已别”，说明其对狂犬病的发病机制有了较为科学的认识。孙思邈对狂犬病的发病率、发病季节、高死亡率及重视预防等认知，对后世影响深远。
敦煌吐鲁番医学文献《长卷》中也收录了与狂犬咬人相关的记载。其中提到，人被狂犬咬后二十天左右，需格外注意防治，说明边疆地区人们也已了解狂犬病的潜伏期。在清人赵濂《医门补要》中，记载了一个狂犬病潜伏期过后发作身亡的案例：有一人看见食碗靠近就特别惊恐，医生追问其是否被狂犬咬过。他回答曾被狂犬咬伤，但一直未发作，且伤口早已痊愈。医生判断他属狂犬病潜伏期过后发作，告知他准备后事，当晚病人即身亡。
消毒与用药：古人的防治手段
由于狂犬病危害较大，古人特别重视对犬只的管理。早在秦汉时期，即已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养狗官制。中央以少府和水衡都尉为首，少府之下钩盾有属官狗监等；水衡都尉掌管上林苑，官奴婢为最底层养狗人员。地方则有由以县令（长）为首、各级管理仓库的官吏为主的养狗机构。至唐宋时期，为管理宫廷犬只，专门设置狗坊这一官方养犬机构；并设置一套包含五坊正副使、五坊使押衙等在内的管理体系，管理唐代宫廷犬只等多种动物。此外，为更好地对社会犬只进行有效管理，还以律令的形式对犬只管理与人犬伤害等情况提出多项强制规定，并积极落实在司法实践中。这些制度多为后世所延续。
古人在重视预防的前提下，亦在不断探索治疗狂犬病的良方。在《五十二病方》中，治疗狂犬咬人的病方主要有三条：其一，取两块长石互相摩擦，取其屑末外敷在伤口之上；其二，反复搅拌浆水并倒入杯中，再取少许灶内的柴灰置于浆水中，然后让病人服下；其三，将礜石与橐莫两种药材研成粉末并用半杯醋送服。不难看出，这些病方包含外敷消毒和内服药物治疗两种途径，其消毒方式及用药对后世影响深远。《武威汉简医书》中也记载了治狗咬人的病方，其方法主要是燔烧狼毒，用以外敷伤口，待伤口干燥后，再敷以膏药。这里虽然并未明言是治普通狗咬伤还是狂犬咬伤，但对伤口的处理方法应该包含了《五十二病方》一样的消毒原理。
葛洪在《肘后备急方》中也提到遭狂犬咬伤后内服用药：“每到七日，辄当饮薤汁三二升。”除了饮用“薤汁”外，《肘后备急方》中还提到服用蟾蜍鲙亦可用于治疗狂犬咬伤。在南朝刘宋时期，张畅的弟弟张牧“尝为猘犬所伤，医云宜食虾蟆脍，牧甚难之，畅含笑先尝，牧因此乃食，创亦即愈”。“虾蟆脍”亦即“蟾蜍鲙”，从“创亦即愈”的记载来看，其药效得到了印证。此外，还有一些内服药物可用于治疗狂犬病。如《外科医镜》一书中记载，清道光丙午年（1846）冬天，作者路经湘潭，“见米船伙卒病，心腹剜痛，烦躁欲死，百药罔效”。恰逢同船一客人拿扇子一扇，见病人畏风战栗，才认出是狂犬病发作。于是用地榆败毒散浓煎灌服，“急灌一剂，而神识清，再剂，其病若失”。地榆败毒散也成为后人治疗狂犬病的常用药物。
尤为珍贵的是，《肘后备急方》记载了最早的“以毒攻毒、免疫防控”的治疗思路：“仍杀所咬犬，取脑敷之，后不复发。”捕杀伤人狂犬后，取其脑组织外敷伤口，以阻断发病，原理与现代抗毒血清和狂犬病疫苗治疗逻辑高度相似。在回鹘医学文献中亦收录了此类治疗方法，反映了中古时期中原与边疆地区医学的交流互鉴。
清人文晟《急救便方》中提到被狂犬咬伤的急救法，“受咬后，立至溪河，将伤处洗，挤恶血净尽，多饮生姜汁，则毒可解，仍封扎伤口，勿使受风”。反映出时人已深知及时清理伤口的重要性，“勿使受风”表明古人对狂犬病患者畏风的症状有清醒的认识。明代汪机《外科理例》记载了一个案例：一人被狂犬咬伤后，牙关紧闭、神志不清，医生通过刺伤口放毒血，再以隔蒜艾灸伤口，配合口服玉真散、解毒散，最终患者痊愈。
从古代典籍记载来看，古人对狂犬病的发病时间、传播路径、临床症状、致死风险均有较为科学的认识，且形成了官方管控、事前预防、清创消毒、内服外敷、免疫防控的防治体系。虽然受时代局限，治疗方法较为质朴，疗效十分有限，但其中凝聚着古人直面疫病、不断探索的生存智慧，为后世狂犬病防治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医学史料与文化财富。
（作者：钟良灿，系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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